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，夺取后周政权一统天下，建立了宋朝。为了防止“陈桥兵变”事件重演，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，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，“惩创五季，而矫唐末之失策”，以救五代之乱，避分裂之祸。

　　五代十国时期，台州辖临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、宁海五县，是吴越国十三州之一。宋太平兴国三年(978)，吴越王钱弘俶(929年9月-988年10月)审时度势，遵照乃祖“善事中国、弗废臣礼”的训导“纳土归宋”，献纳吴越十三州版图于宋，既使囊括两浙的吴越百姓免除了战争的灾难，也使新兴的宋王朝避免了劳神费力，确属多赢之举。《宋太宗允纳土诏》中提到“愿亲日月之光，遽忘江海之志”，可见钱弘俶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“纳土”，成就了一段顾全大局、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。从此，临海正式进入两宋时代。

　　北宋初期，由于少数民族占领陆上丝绸之路，宋朝政府和民间商人均转向海上贸易，国家财政主要依赖贸易和消费的间接税，商业税和关税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。台州(临海)作为瓯越之地，得益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，借地处东南沿海之利，灵江出海口成为当时台州北上日韩，南达台湾、东南亚、印度洋的最佳出海港。内河航运以灵江水系为中心，沿灵江的商业带将南面的温黄平原和北面的天台、仙居连在一起，通过一路的水运码头实现贸易往来。北宋初期台州(临海)“经济繁荣，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”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台州府城商业中心。

　　宋朝是唯一不长期实行“抑商”政策的皇朝。宋朝初期，政治风格开明，国家对外开放，鼓励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等发展，经济、文化和教育极其兴盛。《中国大历史》中如此描述宋朝：“历史进入了宋朝，就好像从古代进到了现代。”据史料记载，宋朝经济总量甚至达到全球的比例超过40%，而其他朝代只在10%-20%之间。北宋一般年份财政收入可达8000-9000万贯文，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，是盛唐时期的4.5倍(唐朝时期财政收入才3400万贯)。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，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。另据记载，北宋时期的米价大概为一贯钱一石，如以当时粮食等实物折算，以1990年美元币值为准，北宋初年的人均收入就有385美元，北宋末年达到464美元，南宋后期达到最大值585美元。以现代流行的恩格尔系数来衡量，两宋平均在48%左右，相当一部分宋朝百姓可以衣食无忧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，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(史学家陈寅恪语)。

　　纵观中国各朝各代，最优待官员的朝代是宋朝。宋仁宗嘉佑年间(1056-1063)正式定制禄令，规定宰相、枢密使一级的高官，每月俸钱300千(即200贯)，春、冬服各绫20匹、绢30匹、冬棉百两，每月禄粟100石。大县(万户以上)县令正俸每月20千，小县县令每月12千，禄粟月5至3石。正俸之外，还有各种补贴如茶、酒、厨料、薪、蒿、炭、盐诸物，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、伙食费等，数量皆相当可观。宋真宗(997-1022)时，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,但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，月供米、面、羊等生活用品。北宋前期，中央与地方官府还有“公用钱”(即现在的招待费)，以供招待宾客、军师之用。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2万贯，而且上不封顶，“用尽续给，不限年月”。公用钱之外又有“职田”，诸路职官各有职田，两京、大藩府40顷，次藩镇35顷，直至边远的小县，尚有7顷。且“外官占田，多逾往制”，由佃户租种，官员坐享其成。以上种种，另一侧面可以反映当时政府财政丰裕的程度。

　　古代农耕社会环境下，统治者只要严守赋税制度，不借助权力额外增加税赋，不与民争利，才能民富国强。特别是王安石变法(1069-1085)，主张采取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的理财方针,给当时的两浙路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。王安石制订了均输、青苗、农田水利、募役、市易、免行、方田均税、将兵、保甲、保马等“新法”，一方面“摧制兼并”，把大商人、官僚、地主的部分剥削收入上交朝廷，另一方面扶植“农民”，减轻差役，兴修农田水利工程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。王安石变法通过对地主和大商人非法渔利进行打击和限制，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，极大地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宋神宗年间(1067-1085)国库积蓄可供朝廷20年的财政支出。

　　北宋熙宁四年(1071)，钱弘俶之孙钱暄出任临海太守主政台州，其间不遗余力地施行王安石新法。主要通过“均输法”调节物资供需关系、平抑物价，“摧制兼并”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，同时增加了财政的权力，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。通过“市易法”限制了市场的垄断，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。“免行法”规定各行商铺每月交纳免行钱，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。通过“青苗法”对当年的青苗钱实行定额敛散,以确保官府从中获得大量利息。“募役法”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务农，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要交纳役钱，官府也增加了一项收入。通过“方田均税法”使赋税的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相符合，保证了官府的田赋收入。通过“农田水利法”奖励开垦荒田，修筑堤防圩岸，使许多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良田。据嘉定《赤城志》、民国《临海县志》记载，“宋时(960-1297)本县耕(祖)地87.2万亩，其中水田63.8万亩、旱地23.4万亩。”(87版《临海县志》第三章第一节)。凭借地理优势和农业的发展，临海所属的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，浙江几乎占王朝岁输漕粮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历史上大规模的城市化，应该说是从宋代开始的。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口的增长，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诞生，城市人口逐渐集中。当时的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，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，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，而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，却只有区区的10万人口。南宋末期人口达到3.6亿，宋朝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超过40%！临海有人口记载始见宋朝，北宋熙宁(1068-1077)，有人口近6万人；北宋大观三年(1109)有人口14万人；到了南宋嘉定十五年(1222年)，临海人口数量达到了15.5万人，两宋时期临海的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，因此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(即丁税)和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(即调)也相应增长。

　　在宋之前，中国只有“城”而没有“市”。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，而是街市。富庶安逸的生活，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，城里有“瓦子”“勾栏”等固定娱乐场所，百戏伎艺竞演，市民集中观看，极大地刺激了茶坊、酒肆和娱乐业等产业的繁荣发展。北宋的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，耍闹去处，通宵不绝”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是北宋都城东京当年繁荣的很好见证。南宋时期城市经济十分发达，临安成为当时“东南第一州”，即使后来的康乾盛世也达不到南宋的富裕水平。当时的台州府城商业十分繁荣，“大街买卖昼夜不绝，夜交三四鼓，游人始稀，五更钟鸣，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”。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，台州府城像东京、临安等大城市一样有了夜生活，家里、庭院门口点上灯，因而到处都有灯光，显得十分繁华，开始形成城镇居民的生活习俗。

　　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主要地区，也是北宋最为发达的地区，当时朝廷的财赋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。欲使百姓“安静、富足”，就要“轻徭薄赋”，不可再滥征额外赋税。到了北宋后期，政治极其腐败，国内矛盾加剧，苛捐杂税繁多，江浙地区人民备受荼毒，社会秩序走向了动荡不定，“人不堪命，遂皆去而为盗”。

　　宋徽宗统治的二十五年(1101-1125)间，是北宋政治上最为黑暗时期。应奉局、花石纲之类，又对两浙地区的广大农民、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。宣和二年(1120)，江浙地区终于爆发了以方腊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。当时临海所处的台州号称10万余众屯粮聚众响应，虽然临海城没有被起义军所破，但是战乱带来的后果却是明显的，极大地阻碍了临海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　　靖康之变，宋徽宗、宋钦宗被金人掳走，北方各地被金政府占有，1127年北宋灭亡。无奈之下，整个宋朝政治经济中心南迁，绍兴八年(1138)南宋定都临安(杭州)。在南宋近150年历史里，临安(杭州)成为了政治、经济的中心。

　　台州(临海)作为辅郡，地位仅次于首都临安(杭州)，大批皇亲贵族南迁到临海(城关赵巷)一带，还有很多退职致仕后原籍为北方的大臣定居台州，地方势力一度成为南宋王朝的重要支柱。特别是南宋晚期，军政权力几乎全在台州人的手中，临海的名门望族谢氏几乎掌控了半个朝政。《嘉靖太平县志杂志》“江南多富家，水田亘阡陌，美木数万章，家僮千百指，垣屋周遭，撞钟列鼎，所居资地与公候相埒”。“名公巨卿”南渡为台州带来了人、财、物，社会经济随之得到了快速增长，也带来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赋税收入成倍的增长。

　　较之北宋，局势稳定后的南宋更加注重海上贸易经济的发展，以临安(杭州)为中心的南方政治经济发展愈发繁荣。宋代专门设立转运使司，俗称“漕司”，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，兼管司法和民政等。台州历史单独设立的、真正意义上的税收专门机构，始于南宋。税务街的街名，就是从宋代在此设立税务而来。

　　当时临海城内设有“通远坊”，多为远方商人聚居之所,宋代台州的“税务”也设于此，即今古城税务街一带。当时临海的税务，“在州南一里，抵当库、平准务附焉”(宋陈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)。又抵当库，“在州治西二十步合同茶场左，嘉定四年(1211年)……建。先是，军民当春冬雪寒，质贷多弗售，……自十月至三月，每质不过五百，拘息一分，为簿书油索费”(宋陈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)。著名的展子虔《游春图》上，“有台州市务房抵当库印，当是此库中物”(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)。此外，今藏故宫博物院的《赵昌蛱蝶图》《崔白寒雀图》等画上，也有“台州市务房抵当库印”。以上三画原藏南宋宰相贾似道处，是台州抄没贾氏书画的明证。又至迟北宋晚年，临海已设立了大田商税茶盐务，地址在临海县东三十里的地方。政和年(1111-1118)间的大田商税茶盐务为吴兴姚日拱。淳熙九年(1182)，时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，至台州办理赈济事务。曾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于临海“违法收私盐税钱，岁计一二万缗，入公使库以资妄用”(宋朱熹《晦庵集劾唐仲友六状》)。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论，但从另一方面却反映了临海经济的发展状况。

　　除了税茶盐务，随着两宋时期的酿造业迅猛发展，台州府在临海城设有都酒务、造曲坊，并在城内及章安置有官酤酒库、醋库，临海县亦设有酒税务与酒库。南宋淳熙二年(1175)，整个临海有酒坊28座，章安(今属椒江)有乡间酒坊等15家。至南宋嘉定(1208-1224)时，临海尚有酒坊15座。南宋还有减免税的记载，绍定二年(1229)“冬十月壬戌，诏：台州(临海)水灾，除民田租及茶、盐、酒酤诸杂税，郡县抑纳者监司察之”(《宋史》卷四十一理宗一)。

　　历代的赋税中“捐”“调”“贡”主要以绢帛等纺织品为对象，而上贡的纺织品大部分来自民间织户。临海作为台州的州府所在和首县，纺织业作为两宋时期临海的重要手工业之一，生产的纺织品花式品种繁多、琳琅满目，交纳的绸、绢等占到了台州“岁上供帛”的绝大部分，所产的绢还被《嘉定赤城志》列为佳品。南宋嘉定(1208-1224)时，除去老百姓自己消费的纺织品外，临海所属的台州每年合计第一等户要交纳绸2535匹，二三等户要交纳绢11112匹，四等户要交纳绢11434匹。从史料记载来分析，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当时台州(临海)纺织业的发达，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赋税仍以实物为主。

　　从南宋开始，临海的沿海水利工程由民办转而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。北宋熙宁七年(1074)，为了扩大耕地面积，增加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(即田租)收入，著名科学家沈括奉旨考察两浙水利，上疏提出：“温、台、明州以东海滩涂地，以兴筑堤堰，围裹耕种，顷亩浩瀚，可以尽行根究修筑，收纳地利。”(《宋会要辑稿食货》)宋神宗采纳了沈括的建议，命他“委选官吏”，付诸实施，并允许动用“陂湖遗利钱”以充经费，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财政对地方专项拨款。临海等地的圩田得到了政府在水利建设资金上的支持，圩田处处皆是，引来了一片赞美之声，就有了杨万里江东圩田诗云：“周遭圩岸缭金城，一眼圩田翠不分。行到秋苗初熟处，翠茸锦上织黄云。”

　　“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”。透过历史上各个朝代由盛转衰和更替的过程，可以看出，财政问题本质是政府治理问题，事关国计民生、百姓衣食，事关民族兴衰、国家存亡。